第139章 两位侍郎
作者:云无风   大明元辅最新章节     
    承天门与大明门中间的御街两旁,分别安置朝廷文武衙门。御街以西主要是五军都督府与锦衣卫衙门,太常寺与通政司也在这边;御街以东则是宗人府和五部(刑部与都察院、大理寺这三法司单独开列,位于皇城西南的阜财坊),以及翰林院、鸿胪寺、钦天监、太医院等。

    通常来说,除了翰林院是个例外,这些衙门是越靠近御街则越尊贵,或者说地位越显赫。

    户部衙门就体现了它的尊贵与显赫——正临御街,且面积居御街东侧文官衙门之首。在户部衙门以北的是吏部,吏部再北则是宗人府。

    这样的设置明显是有象征意义的:由于宗人府管理宗亲事务,故朱元璋定宗人府为天下首衙,所以它不仅放在文官一侧,而且最为靠近皇宫,与它对应的武臣衙门是中军都督府。

    宗人府以下便是吏部,再次便轮到户部了。不过吏部虽然尊贵,但和宗人府一样,占地面积倒是不大,这两个衙门加在一起甚至都还比户部略小一点,由此可见户部衙门的规模何等惊人。

    从今日起,高务实便是这六部最大衙门户部站在正中心位置的堂上官了。

    古往今来任何衙门或单位的一把手履新都不是小事,即便朱元璋设立了一大堆针对文官的规矩,但只要他一死,这些死规矩自然也拦不住活着的官员们。

    大明朝廷虽然规矩一大堆,理论上也不准在堂上官履新时大操大办,可是有些程序其实真的是有需要的,比如一场“见面会”就完全有必要。

    面对明显“大扫除”之后干干净净的户部衙门,以及满院的官员僚属,高务实当然也要发表一番领导讲话。

    不过他没有喊什么大口号,只是提了一个工作目标,就是确保朝廷开藩禁的这三年里,户部能够全力保障朝廷财政状况良好,尽量消除如此次西北之乱爆发的前因——前因就是削减军饷嘛,这个大伙儿早就知道了。

    这个目标说高不高,说低也不低,但大家还算能够接受和理解。本来嘛,现在朝廷对户部的要求差不多也就是这样,毕竟再来一次西北之乱的话,受牵连的人可能就不是前一次那么少了。

    这一次西北之乱多亏了高务实平定得快,虽然当时震动很大,但战功也足,把很多事情给掩盖了下来,否则大伙儿都不好收场。

    你看,真要追究责任的话,地方上出了这么大的乱子,梁问孟这个巡抚岂止是革职?而小乱酿成大乱,郜光先还能混个冠带闲住?

    别说他们两了,连巡按只怕都跑不掉。至于地方上那些布政司、按察司等的官员,每一个都能找到办事不力的责任,跟着被牵连。

    而这件事真的只是地方上的问题吗?那可不是,你兵部没有责任?户部没有责任?甚至连吏部都有责任啊!

    兵部早前为什么同意了这个幅度的军饷削减啊?你们的计算是不是失误了,高估了地方上的“抗压能力”?

    户部为什么拿不出更多的钱粮来,以至于只能把压力转给地方?你们户部的工作是不是不够“卓有成效”啊?

    还有吏部,你们吏部选官怎么回事?梁问孟严苛,郜光先懦弱,你们怎么挑的地方主官?西北那种地方适合这样的官员来主政一方吗?

    以上这些,别管有道理没道理,真要计较的起来,都可以拿出来问责。甚至如果“不畏天颜”,连皇帝都能攀扯进去——削军饷这事说到底是你皇帝批准啊,你堂堂天子就不能负个领导责任了?

    当然,一般来说大家还是有默契的,通常不会扯上皇帝陛下。不过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,只是说这问题一旦牵连大了就有可能失控。

    如今西北之乱虽然已经基本告定,不过前事不忘后事师,西北能因为军饷不足闹出乱子,其他地方就一定能万无一失了吗?谁也不敢打这个包票,所以目前户部的压力是很大的,必须想方设法搞钱来消除这些隐患。

    沈鲤调任左都御史虽然不是降职,但大家几乎都能猜到背后的隐情——肯定是因为理财不利才被调职的嘛,要不然为什么现在换来的人是高务实这个点金圣手?据说前次阁议,让高务实来做大司农甚至是圣上亲自提出的,这意图还不明显么?

    因此,大伙对于高务实今天简单的讲话还是比较理解的,并不认为他有恃宠而骄故意要给大伙儿一个下马威的意思。

    当然,户部本来就是实学派的势力范围,高务实也的确犯不着这样做。

    见面会人太多,好几十号人,高务实当然也没法说得太具体,何况按照他的习惯,也不会在没有摸清户部底细的情况下就开展什么大的行动,那不是个好领导该有的习惯。

    后世有个讽刺的说法专门用来形容这种领导,叫做“一拍脑袋,有了;一拍胸脯,干了;一拍大腿,坏了;一拍屁股,走了。”高务实过去虽然只是个基层干部,但对此还是引以为戒的。

    开完大会开小会,例行惯例。见面会开完,就该户部三位堂上官来个高层会议了,大抵相当于后世地方上的书记碰头会。正所谓人多的会议不重要,重要的会议人不多,这也算是古往今来的固有特色。

    户部不像兵部,没有四侍郎制,只有左右两位侍郎,分别是左侍郎程文、右侍郎胡执礼。

    程文是嘉靖四十四年的金榜,那一年主考官就是高拱,而高拱是曾经亲自教导高务实读书的,因此程文虽然大了高务实二十多岁,但在正式场合经常称呼高务实为“世兄”,而高务实也以“师兄”称之。

    他们两人认识很早,昔日高拱起复回京,高务实随同而来,不久便认识了程文,当时程文是吏科给事中。后来高务实做了观政,第一次代表太子出使大同时,程文便是正使,两人的交情可谓极好。

    后来程文历经多职,在此前高务实回京的那次重阳大会讨论道统问题时,程文便已经是户部左侍郎了。

   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程文算是户部的地主。而他之所以能出任如此要职,一来在于户部是实学派的基本盘之一,需要有“看家大将”镇守;二来也说明他的能力还是不错的——毕竟尚书调任有时候政治因素更大于其他,而左侍郎则是“常务副”,很多时候要在实际上“主持全面工作”。

    虽说沈鲤算是因为工作不力而被调职的,但这事其实怪不到程文头上,毕竟他不是主政者,有很多事只能跟着沈鲤的脚步走。沈鲤一旦拿不出魄力,程文也不好强出头——官场上有时候就是这样,你要是表现得比一把手还厉害,偏偏自己已经是二把手了,那这一把手会怎么看你?所以程文只能老老实实跟着沈鲤的指挥棒办事。

    因为程文和高务实的关系亲密,所以这些情况高务实是知道的,但当时高务实也没什么好法子。

    毕竟沈鲤不是许国,高务实可以和许国悄悄争一争实学派的党魁究竟是谁,但却不好对沈鲤这么做。

    如果他给予程文全力支持,让程文自己搞自己的一套,那么一方面是沈鲤的局面会很尴尬,另一方面外界看了也会笑话实学派内部倾轧,甚至因此生出别的事端来,岂非大大的不美?

    现在高务实自己做了户部尚书,这种情况就显然可以得到改善了,他也相信凭自己和程文的关系,程文是能够全力支持自己的工作的。

    至于胡执礼,他的资历就更老了,不仅历任多职,而且算是一位“老户部”。

    胡执礼字汝立,号雅斋,其人为永昌人但祖籍在兰州,是从其父开始隶籍永昌。

    胡执礼九岁时就已经聪慧出众,备受时人赞赏,称为神童(明朝果然盛产神童);十一岁补博士弟子员;十七岁中举人;二十一岁中嘉靖三十八年已未科进士,进入官场。

    前文曾说过,有明一朝的进士大多是三十多岁取得,像胡执礼这种二十啷当就考中进士的,基本都会被重点培养。但是很可惜,胡执礼虽然考中进士,但他当时的名次却不太靠前——他的同科现在有人做到阁老,就是吴兑,其为二甲“赐进士出身”。而胡执礼不仅名列三甲,甚至还是三甲第七十九名。

    这个名次显然也就与翰林院无缘了,于是胡执礼被任命为保宁府推官。

    推官是各府衙掌理刑狱的官,相当于后世的地方中级法院院长,在明代还兼有审计的职能,为正七品。时任知府罗廷绅视其稚气未脱,便有些轻视怠慢。

    当时胡执礼来到他府上,罗府君却不动声色,仿佛自言自语地道:“如此年轻就中得进士,又擢我保宁府推官,想必是朝中有靠山吧?”

    胡执礼答道:“如今朝廷大臣,大半江南中原名人,我辈祖籍甘肃,学生即使想攀附也不知能找何人!”

    罗府君又笑道:“当今世风日下,有道是有钱能使鬼推磨。”

    胡执礼正言对答:“府君此言差矣。一则学生家境贫寒,无钱贿及朝臣;二则自幼受父母教诲,师尊明训,行贿乃为不义之举。大人若视学生年幼,可还曾记否秦之甘罗、西汉去病、东吴周瑜?他们年未及冠,即成大用。学生自愧不才,二十有余,尚才涉事,今又被大人讥笑,实在羞愧。”

    罗廷绅听说他家境贫寒,略有尴尬,笑道:“如此说来,老夫年过半百,也才作个知府,更是无地自容了。”

    这个保宁府可以稍稍介绍一下,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三年至民国元年,阆中作为保宁府治长达六百三十六年之久。明朝时,川北分守道、川北分巡道、川北兵备道均治阆中。

    川北道又辖保宁府、顺庆府、龙安府和潼川州共三十一州县,其中保宁府辖二州八县(即:剑州、巴州;阆中、苍溪、南部、广元、昭化、梓潼、通江、南江诸县),在清末曾广泛流传在地方的川剧中,有句唱腔后又演变为俗言便是“官司打到保宁府也不怕”,足见其当时在川内的地位及影响。

    胡执礼走马上任伊始,不顾鞍马劳顿,便将府辖二州八县历年旧案一一翻检。三日后,他带着全部旧案文牍一百余件去拜见知府,罗廷绅大为疑惑:“难道这么神速就阅完了全部卷宗?”

    胡执礼答道:“府君如有不信,可随意抽查。”

    罗府君还真不信,于是随便翻了几卷,便问胡执礼:“看完卷后,有何想法?”

    胡执礼答:“有三十六卷,判决有误,须重新审理。尤以剑州赵廷强奸民女、逼死人命一案,是非颠倒、黑白不分。此案若不纠正就难以伸张我大明王法。”

    这位知府罗廷绅系陕西淳化人氏,于嘉靖二十五年中举后,宦海沉浮,好不容易熬到五十出头,于一五五三年才由主事官升至保宁知府,平常除用心于迎来送往的官场应酬外,更多的热衷于雀麻牌和金石、文物(平生所著《小山志》也在日后失传)。

    他对于政务擅于敷衍、推诿、阿谀,日子也算混得四平八稳。想不到如今遇上个初生牛犊,既不谙事理,又不通人情,还执意较真,并扬言要扶正祛邪、除暴安良。更要命的是他所提到这赵廷,乃是时任兵部侍郎赵炳然的公子。

    罗府君本想从中作鲠阻绕,却被“胡书呆子”不软不硬顶了回去,只好借故身体不适,需调理一些日子而予回避。

    其实,赵廷系何人,胡执礼完全知道,但他更清楚赵炳然是一位武能治国、文能安邦的当朝重臣,曾平定云南边境叛乱,率骑入大漠立过战功。

    此公巡按江浙时又协助副总兵戚继光抗击倭寇,战功卓著,口碑甚佳。先后任顺天府巡按御史、江西监察御史、宣化大同总督等,多次受到皇上奖赐的白金、彩帛。

    胡执礼暗自思忖:赵炳然为官清正、爱民如子、蜚声朝野,绝不会姑息其子败坏朝纲、损其名节。于是,胡亲自重审该案,当所有证人、证物俱在时,飞扬跋扈的赵廷还想百般抵赖,但已没有了往日的嚣张气焰。

    胡执礼又担心此案会株连到赵炳然,遂决定将案卷送往刑部后,再到兵部面见赵炳然予以说明,以免佞臣伺隙攻击。

    正欲起身,时任四川巡抚张时又亲临到保宁府,声色俱厉地斥责胡执礼:“赵廷一案已结,且报刑部批示,今何以又作折腾?”

    胡执礼回答道:“案虽已结,但审之不公,而今重审,正是为正国法、雪民冤,有何不可?”

    张时说道:“重审此案,到底受何人指使?”

    胡执礼答道:“全是下官的主意。”

    张时便冷笑着道:“你违抗刑部批示,擅自重审旧案,该当何罪?”

    胡执礼道:“除暴安良,为民雪冤,乃我大明王法之宗旨,况刑律一百二十条中有‘审冤案,先不经刑部’之定法,抚台该不会忘记吧?”张一时语塞,无言以对。

    随后胡执礼抓紧备好呈报文书,昼夜兼程赶往京城,及时与刑部尚书郑晓交换了意见,并反复强调“赵廷逼死人命,当问斩刑。况此人一贯作恶乡里,鱼肉百姓,实属恶贯满盈,不杀不足以告慰冤魂和平息民惯”。

    当他又到兵部拜见赵炳然并将实情相告后,这位少司马沉默良久,忽然哽咽道:“都怪老夫教子无方。孽子犯罪,按王法处置,决不姑息纵容……”。后又写了亲笔信,让胡转交张时——这位昔日受赵炳然举荐到四川任巡抚的旧友。

    张时阅罢信函,只好同意将事先已带走的赵廷押解到保宁府,当年秋天便问斩于剑州。罗廷绅见胡执礼如此厉害,心中畏惧,干脆决定“送瘟神”,便主动向朝廷举荐,不久胡被提升为刑部主事。

    胡执礼进京之后,曾先后担任过刑部主事、兵部主事、吏部文选郎中、通政司右通政提督誊黄、太仆侍卿、光禄侍卿、太常侍卿、都察院右副都御史、户部左侍郎兼南京户部右侍郎等职,直到又从南京调回北京,遂为今日的户部右侍郎。

    以上二人,便是高务实在户部的左膀右臂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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